关键词: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
中介效应
出口技术复杂度
国际竞争力
摘要:
当前,新一轮的信息革命正不断改进行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并重构国际竞争力格局,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历经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整体的工业化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然而部分产业问题也在发展过程中日积月累,愈发凸显:一方面,“双高”现象频繁出现在煤炭和钢铁等重工业的产能与库存指标上;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双向不足已经阻碍了我国高端制造业快速前进的步伐。鉴于此,中国对工业领域实行供给侧改革的举措是必然之势,优化供给结构以适应需求的迅速变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构建新的国际产能合作机制,加速了继铁路、能源、电网等传统基础设施之后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形成,中国经济正向高质量方向转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基础性产业也是新兴产业,能够将巨大的投资需求与强大的消费市场相连接,是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对进一步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密度具有深远意义。因此,要达成中国和沿线国家在未来实现贸易高质量合作这一目标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制胜的关键一步。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梳理基础上,从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阐述开始着手,首先从规模和质量两个方面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贸易的影响机理,然后介绍了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和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现状,再基于中国353家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上市公司产值数据、中国与64个沿线国家在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作用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及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借鉴Lall(2000)的对贸易产品进行分类的方法,对3位SITC编码的200多种出口产品分门别类进行处理,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际竞争力,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质量中的作用;最后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变量等方法对模型进行验证。本文的相关结论为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及中国对外贸易提供了相关理论支撑。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及双方双边贸易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第二,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出口产品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农林产品、服装纺织鞋类、机动车辆、中技术工程产品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出口产品进行分类,可以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其他低技术产品、中技术工程产品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本文的实证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1)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核心技术支持力度,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2)优化贸易营商环境,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稳步发展;(3)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向多位一体合作趋势发展;(4)创新贸易合作基点,增强双方贸易互补性,深化贸易合作;(5)改善出口产品质量,实现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双高,增强其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与性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