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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造业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   企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企业  

摘要： 在当今时代,随着工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制造业纷纷开始将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要素融入到企业的产业价值链中,数字技术不仅嵌入到了价值链中,也嵌入到了产品本身,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在既有产品生产中整合数字技术使其更加“智能化”,这样一来,企业产品的价值得以增加,帮助企业赢得了更多利润。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效用日益显著,我国传统制造业纷纷加入这一行动队伍。在这样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带来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可以扩展有关制造业竞争力的理论体系,其对于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变革和全球竞争力的提高也有着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所以,为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增强效果和中国制造业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实践模式,本文在微观层次上选择了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的代表性公司展开了个案剖析,以进一步探讨我国制造业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模式与过程,并剖析企业数字化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为中国制造业公司数字化转型总结出一般模式规律,为国内其他制造企业提供经验借鉴,尽量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文章首先对国内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明确制造企业数字化对其国际竞争力确实存在一定关联性;然后对制造业的演变历程、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转型的起因进行了详尽地分析;之后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构建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以TCL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及其对集团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最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数字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以下五个层面来对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打破科技创新瓶颈、提升制造质量、优化供应链效率、拓展服务链空间以及开展数字化营销;第二,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变革对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产业集聚   国际竞争力   环境规制   调节效应  

摘要：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第一大国,并逐步迈向制造强国。建设制造强国就要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近几年,世界环境形势严峻,各个国家在处理环境问题时都采取了一定的规制手段。中国制造业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国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手段也更加多样化。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既有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也有对企业进行清洁技术创新的推动,对行业发展的整体效果是不确定的。制造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因追求正外部性而倾向于形成集聚,事实证明,各国集聚程度较高的产业通常也展示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虽已有文献表明,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同时也会带来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多个方面。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这种负外部性可能会反向影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上述问题,首先,本文从获取外部规模经济、促进技术共享与创新、强化市场竞争与加剧环境污染四个方面就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然后,测算并分析了2004年-2019年中国制造业的环境规制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国际竞争力水平,其中环境规制水平采用人均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进行测量,行业层面集聚水平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量,区域层面集聚水平采用区位熵指数测量,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采用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测量。进一步地,构建产业集聚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基准模型与非线性模型检验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与门限变量,分别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发挥的调节作用。最后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控制变量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制造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国际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清洁生产型行业环境规制水平低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总体;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虽在不断提升,但集聚水平依然较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集聚水平高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25个细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有13个行业处于国际水平之上,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清洁生产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上升。第二,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其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且当环境规制水平大于0.4611时,会进一步加强产业集聚对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于产业集聚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对于清洁生产型行业而言,自身的污染程度低,环境规制没有展现出调节作用。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言,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尤为明显。第四,控制变量中,物质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竞争程度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正向影响。其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更有利于清洁生产型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升竞争强度不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现状,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合理引导产业集聚;第二,依据行业特点,科学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第三,积极营造创新环境,有效发挥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

关键词： 新钻石理论模型   上海市   服务贸易创新   国际竞争力   影响因素  

摘要： 服务贸易在世界各国的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世界经济服务化已成为必然。上海市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上海市地处长江入海口,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凭借对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和改革措施,2021年上海市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已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2008年-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增长了4789.7亿美元,仅上海市就占1239.33亿美元,接近四分之一,而且在十年间上海市的服务贸易额年均占全国的25%,上海市的贸易地位可见一斑。然而到目前为止,虽然上海市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较大,但是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国际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地位。鉴于此,研究影响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服务贸易创新是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新钻石理论模型是基于钻石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在因素——创新要素,强调了创新的重要地位,与服务贸易的发展不谋而合,因此本文在此背景下立足于新钻石理论模型研究上海市的国际服务贸易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的现状,将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同国内省市对比,并同国外行业排名前20的国家对比,总结发展现状并找出具体问题。其次基于新钻石理论模型选取需求要素、生产要素、创新要素、相关产业支持要素、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要素、机遇要素以及政府要素七个维度利用2005-2019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各个因素对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程度大小。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重视服务贸易创新的作用,将新钻石理论模型引入的影响因素在之前学者量化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并增加了政府和机遇方面的量化要素,得出了聚焦城市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微观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根据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结合时代背景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上海市的国际服务贸易受多种因素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后得出影响程度中汇率最大,汇率因素每改变1%,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就会对应改变142%;上海市国内地位较高但逆差问题始终存在,但是逆差在逐渐减小;通过国际对比,得出了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量总额较小但是增速较快,具有一定的优势的结论。而根据上述分析和结论提出重视政府和机遇的作用;借鉴经验完善统计体系;改善服务贸易市场环境;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创新能力以及发挥货物贸易的支持效应,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等对策以提高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同时给中国其他城市提供参考,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农业经济   国际合作   运作模式   全球价值链   国际竞争力  

摘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压舱石”、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是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战略后院”。“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己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农业国际合作是利用国际资源平衡国内供给，以达到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组成部分。进入新发展阶段，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将农业国际合作与服务国家政治外交和经济发展大局紧密相连，通过创新农业国际合作模式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以保障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具创新性的农业对外开放局面。　　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仍未散去，叠加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局部冲突等国际突发事件，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秩序格局的不稳定性，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如何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塑造中国农业全球战略的主动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大豆作为商业化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在全球商品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供需的角度看，满足中国国内农产品需求需要35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而中国境内只能提供25亿亩，还有10亿亩的缺口。耕地资源严重束缚了农产品供应的结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进农业对外开放，通过开展农业国际合作保障农业产业安全乃至粮食安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提升中国大豆产业竞争力;《“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将开展大豆产业国际合作作为重点工作之一等等。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构建稳定且安全的大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是当前中国农业全球化战略和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亟待研究的议题。　　基于以上，本文选取大豆产业为研究对象，围绕农产品贸易合作、农业投资合作及农业科技合作展开研究。中国是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消费国，贸易合作是全球大豆产业国际合作的主要模式。自1996年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以来，“供需缺口持续扩大，进口量价齐增”现象愈演愈烈;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大豆进口量曲线陡峭增长，2020年进口量突破l亿吨;2021年进口量高达9652万吨，进口额为535.4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8％。尽管通过农产品贸易合作可以填补8000万吨的大豆供需缺口，然而中国主要大豆进口来源国集中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三国，进口集中度过高。中国付出了巨额资金购买大豆，却并没有掌握国际市场定价权、话语权，跨国粮商把控全球大豆粮源及下游压榨环节，背后是国际金融工具操控着国际粮食市场推高粮食价格。大豆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韧性堪忧。　　本文探索将农业全球化的“横向”扩展与大豆产业“纵向”深化纳入同一坐标体系，力求在全球大豆产业网络中找出国际合作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共生共享共同发展的最优组合。在对全球主流农业国际合作模式梳理和分析后，提出创新农业国际合作模式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为了达成目标，借鉴国际经验，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提升中国大豆产业的竞争力。在研究思路上，首先明确中国在全球农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分析中国在全球大豆贸易网络中的演变情况，然后以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切口分析中国开展大豆产业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中国大豆产业国际合作的模式选择，以及中国农业全球化战略的方向。　　在研究框架上，本文构建了粮食安全、全球大豆贸易网络、数字农业、全球农业食品价值链、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五位一体的研究框架，运用产业合作、产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理论，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案例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全球价值链测度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法、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法。论文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系统梳理与农业国际合作相关的理论及文献，界定了粮食安全、农业粮食系统和农业国际合作的概念。以逐层递进的方式从全球层面、中国层面再到中国大豆产业合作层面展开研究，对开展农业贸易合作、投资合作、科技合作和参与全球粮农治理的驱动因素、主要模式、变化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二，基于大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多维交互链式结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中国及与中国开展大豆贸易的共57个国家的数据构建了可视化的2000、2008、2014和2019年全球大豆贸易因时动态衍化网络。结果显示全球大豆贸易网络格局稳定且具有中心化特征;网络呈动态调整趋势，且中心与边缘国家同步衍化;中国在因时动态衍化网络中的主要伙伴集中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三国且性稳定极强，合作伙伴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第三，采用案例分析法与全球价值链测度方法相结合，以日本全球食品价值链为例，对中国、日本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在全球农业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测度。结果显示

关键词： 数字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影响因素  

摘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助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提高服务可贸易性,增加贸易机会,减少服务贸易地理影响,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使数字服务贸易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当前全球对数字服务贸易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世界各国均意识到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中国虽是服务贸易大国,但长期处于服务贸易逆差,伴随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成为中国扭转服务贸易逆差格局的新机遇。因此,积极推动本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刻不容缓。英国是一个服务业超级大国,服务贸易常年处于顺差状态,随着数字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英国开始重视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前布局新兴数字服务行业,注重数字技术创新,加强数字化服务环境建设,提高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英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位居世界前例,在其发展过程中已获得许多成功经验,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阐述数字服务贸易概念与行业分类,为后续中英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与结构分析等提供基础。其次,从中英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与结构对比分析中,发现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较为落后,数字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多项服务行业规模落后于英国,但各项服务发展趋势较好,其他商业服务与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主要增长点。通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与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三种指数进行测算比较分析,对比中英两国数字服务贸易总体与各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差距,发现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各服务行业竞争力处于上升阶段,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国际竞争力高于同期英国,成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提高的主力军。之后,基于波特“钻石”模型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影响中英两国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货物贸易出口额以及居民固定宽带普及率的提高会促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及服务贸易出口额对英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有积极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总结研究成果,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提高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中国  

摘要：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逐渐渗透,数字化转型持续发展,数字贸易基于信息技术应运而生。数字贸易细分国际分工,延伸全球价值链,降低了贸易成本。同时,数字贸易引发经贸格局变化,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监管方式,推动数字产业融入世界市场。在此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迎来新的机遇。数字服务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断渗透,极大的拓展了贸易的深度和广度,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攀升,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也成为了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数字全球化”趋势下,我国开始加大数字基础建设,着力推动数字治理完善,注重数字服务贸易的稳步发展。但相比较发达经济体而言,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仍有一定的差距与不足。基于此,基于“钻石模型”对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界定了数字服务贸易的相关概念,细分数字服务贸易的产业分类,阐述了钻石模型,为下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次,以2020年GDP排名靠前的九个国家为比较对象,分析研究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情况,同时从四个竞争力指标出发,对样本国家进行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测度,以横纵向角度与我国进行对比研究。随后,基于波特“钻石”模型,本文选取合适的指标建立面板模型,经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人均GDP、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和第二、三产业就业率均对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提升数字服务贸易提出五点针对性建议:在现有人均GDP的基础上优化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需求结构;优化外商投资的准入程序、鼓励政企合作来逐步扩大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促进第二、三产业就业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提高数字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竞争力;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构建,扩大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   企业国际竞争力   竞争力测度  

摘要：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与气候恶化压力增加,全球主要国家正在加速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而新能源汽车作为能源节约的发力点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传统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中国新能源车企,当前是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新窗口期。因此,明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环境,探究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现状与提升路径,对我国汽车产业实现“换道超车”,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国内外文献研究,然后从企业竞争力与国际化深化两方面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成因进行理论分析。其次,采用产业国际竞争力三大指数与双钻石模型分析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与企业发展现状,定位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现实环境。通过评价体系与模型的构建,结合因子分析法定量测度我国主要新能源乘用车企业的2018-2020年国际竞争力表现,并采用K-means聚类法对2020年企业国际竞争力情况进行聚类分析,纵向动态与横向静态分析相结合全面剖析了各企业的竞争力状况。最后,结合标杆企业案例法,以国内外标杆企业为参照,提炼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经验,并针对我国竞争力不同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提出策略与建议。通过本文研究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商用车领域国际竞争优势明显,乘用车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同时产业市场发生调整,竞争格局日益激烈,主流品牌的排名变化波动较大,市场正逐步向头部企业聚集,而诸如北汽、东风、长安等品牌则正逐步被落下排行榜。综合竞争力最强的是比亚迪与上汽集团,造车新势力潜力强劲。

关键词： 产业集聚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中介效应检验   中部地区  

摘要：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部地区如何实现自身高质量对外开放成为发展要求。2021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中部地区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作出了明确指示,通过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来提升产业集聚效果,进而提升中部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文章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从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的角度梳理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影响机制,并在测算和分析2010—2019年中部地区制造业及其不同类型产业的集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进行预测分析,进一步引入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和生产成本三个中介变量对产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2010—2019年中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上升趋势;产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处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2)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其国际竞争力呈现负向影响且具有产业异质性,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了抑制作用,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其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其国际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3)通过预测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在未来4年均超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呈现上升趋势,且对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4)技术创新是制造业集聚的有效中介变量,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5)市场竞争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提高了市场竞争,而过度的市场竞争不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降低了市场竞争,进而却削弱了国际竞争力水平。(6)生产成本在整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介效应检验不显著,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提高了生产成本,反而促进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根据研究结果,中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低质集聚、企业间竞争效应高于合作效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这说明产业集聚的优势还未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改善。因此文章从产业引导、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和生产成本等角度,提出了差别化引导产业合理集聚,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完善产业集聚区基础配套设施等建议。